【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江宇舟】
近期中美关系有触底回升之势，在“对等关税”暂停一个月后，特朗普打通了他嚷嚷四个月的中美通话，还获得了访华邀请。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也正在伦敦举行，坊间对此次磋商取得成果颇为乐观。
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应满足于当前阶段，在“贸易战”这个框架叙事下去收复有限的“关税失地”，而要将眼光放到更为深远的地方，那就是美国对我的非关税制裁，其历时之久、涉及之广、危害之深，都远胜于关税战。
资料图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考虑到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会继续在非关税制裁上向我们发难。也正是现在，是我们在这一阶段，对美发动反制裁反攻的最佳时机。这方面，我们也该先发制人，先出一个新时代的战略机遇期。
美国是如何利用非关税制裁，一点点收紧绞索的
美国对华制裁由来已久，一部新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反制裁的斗争史。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对华制裁一度收窄至军事和尖端技术领域，但为了迟滞中国的发展，又在过去十几年渐趋扩大。
2011年，美国炮制了臭名昭著的沃尔夫条款，禁止NASA和任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组织和个人开展科研合作，打响了本世纪美国对华制裁迈向非军事领域的第一枪。
不久后的2014年，美国以协助伊朗提供弹道导弹零部件为由，制裁大连中创炭素有限公司，以此为开端，开始了无数次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欺凌中国企业的长臂管辖，进而将黑手一点点地伸向整个中国产业，最终撕碎所有伪装，妄图切断中国企业和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在过去十几年，美国构建起了一套极其繁琐庞杂的制裁体系，看似来自不同的角度，却又相互勾稽、犬牙交错，由其出招套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项：
（一）炮制法案，从顶层设计上倒打一耙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制裁是在其市场竞争处于劣势后，“打不过就掀桌”的盘外招。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更强调以“法制”为遮羞布，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借口，挥舞管制大棒，且愈发图穷匕见、不讲武德。
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公然宣称要动用外交、经济、政治、文化“组合拳”对抗中国，参与起草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更是公然叫嚣“整个21世纪的问题，就是中国，中国，中国！”
该法案由多个子法案嵌套，彻底撕下了“公平竞争”的假面具，其中《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将对华科技种种挑衅行为制度化、框架化，由于该法案系驴象两党共同起草，是美国两党一致反华、从立法层面推动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的标志性法案。
《无尽前沿法案》框定了美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量子信息、机器人等十个“关键技术领域”，直接针对中国设置排他性条款，要求必须防止相关研发成果流向中国。
《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主要着眼于在国家安全和金融服务领域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着重规定制裁网络攻击行为，为打击中国网络攻击行为提供新的制度工具。该法案特别提出要评估中国军民两用技术。
总之，随着该法案的出台，也标志着中美在供应链和科学技术上的全面竞争上升至立法高度。
转年针对芯片行业，参众两院“再接再厉”，又推出了《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打着振兴美国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旗号，做着“确保美国在半导体领域至少领先两代”的梦，公然要求企业在美国产业补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投资两者之间“选边站”，明文限制受美国政府补助的半导体企业在华投资，并限制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制造项目。
更大的疯狂发生在2024年，从9月9日到9月13日，美国众议院连续通过《生物安全法案》《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摆脱外国敌对势力电池依赖法案》《结束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主导地位法案》《保护美国的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国侵害的法案》《中国货币问责法案》《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影响基金授权法案》《台湾冲突威慑法案》《香港经贸办验证法案》……共计25项法案！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这些法案的名字，就为了“奇闻共欣赏”，这些法案只看个名字，都能感受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也由此可见，某些人标榜的所谓美国“凡事依法”，这个“法”本身又是立得如何随意，甚至连取名都这么随心所欲。
这荒唐的一周，被美国国会自己洋洋得意吹嘘为“中国周”，一个对华经济、技术、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全方位围堵的体系，就这一么一点点实现了它的制度化、常态化。
国会立法的顶层设计如此，行政部门的建章立规更是步步紧逼。就以“供应链审查”这一项为例，在上述法案授权下，美国近年来以部门协同大搞供应链审查已经成了常规操作。其往往以总统行政令开路，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等等各大部门分别出动，推出五花八门的“识别供应链风险”借口，构建了一个极其庞杂的供应链安全审查制度。
（二）拉“黑名单”，从具体操作上全面围堵
由各部门齐出动的行政执法往下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美国对华“黑名单”。
其中又分为两条线：一条是自上而下，上文中的相关部门依据上述法案或行政命令的授权“拉清单”；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美国政府基于具体事由来行政“贴标签”。由此形成了数十个签发“黑名单”的端口，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本文自然无法一一穷尽这些“黑名单”的批发流水线，仅举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类，首先我们做个宏观鸟瞰：
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共有1065家中国实体或个人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列入“实体清单”，占到整个“实体清单”名单的近1/3，涵盖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890家中国实体或个人被美国财政部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主要涵盖航天航空、核工业、卫星、电子科技等；134家实体被美国国防部列入军事企业制裁清单，主要涵盖航天航空、重工、芯片半导体、无人设施等领域；159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列入所谓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清单。
近年来被“拉黑”的中国企业数量急剧增多。图源：中伦律师事务所
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黑名单”中，美国最常用、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所谓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华为、中兴早就悉数在列。一旦谁被列入了“实体清单”，就意味着除非获得美国商务部许可，否则大家都不能再向其出售被管制商品。
其中又存在一个未经核实清单（Unverified List），被列入该名单的企业和个人将无法通过许可例外来接收美国出口、再出口或国内转移的物品。即使是运输不涉及美方出口管制的物品，出口商在与未经验证名单上的个人或企业进行交易时，也需要从后者那里获取并保留记录以备查验。
五年前，美国发明了一个新款“黑名单”——最终军事用户清单（Military End User List），针对流向缅甸、中国、俄罗斯及委内瑞纳用于“最终军事用途”的受控物项，或对“最终军事用户”获取的受控物项施加了物流限制。这种终端认定的解释权归美国所有，又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牵扯攀附。
就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List）为例，近年来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根据英文首字母缩写，它又被称为是“SDN黑名单”，凡被列入该名单的企业、组织和个人，不仅严禁与美国人进行任何交易，且其相关财产和权益还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冻结，也无法接入美国掌控的金融系统。
这还是个“伞形黑名单”，可以延伸放毒，哪怕是非美国的个人和机构去与名单中的实体进行交易，也可能会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由于SDN清单常带有金融制裁属性，相对于实体清单，其还有“制裁升级”的意思。
此外，近年来，美国还针对一系列具体事项，随时“拉黑”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外因俄委伊叙，内有港台疆藏，无所不包。甚至连中国民营企业到柬埔寨去投资，都会被美国以贿赂柬埔寨、危害美国国家为由威胁制裁，当真就是“管天管地管空气”。
在上述这些制裁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涉疆制裁。其“黑名单”是由2021年生效的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延伸出的“UFLPA实体清单”，由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
这份“黑名单”也是两线运作，无论是产地在新疆，或是不在新疆，但由被纳入“UFLPA实体清单”的机构开采、生产或制造的产品，均会被认为是“强迫劳动”的产物，除非进口商提供“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产品不存在任何可能被认定为使用强迫劳动的情况，否则产品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的统计，短短两年时间，该“黑名单”已经导致3596批次的货物被禁入美国，范围涉及光伏电池、电子产品、汽车相关产品、服装、化学品和地板等产品。
而所谓的“UFLPA实体清单”仍在不断扩大中，每年都有数十家中国企业中招，为美国一手炮制的、子虚乌有的新疆“世纪谎言”买路又买单、流血又流泪。仅在2024年11月和2025年1月，就分别有29家和37家机构被新添入这份“黑名单”。
（三）技术管制，“小院高墙”被打通成了“大宅门”
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由来已久，“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就成立于1949年。传统的出口管制框架主要用于防止相关产品技术在对华出口中被用于军事目的，但随着特朗普第一任内对华贸易战的升级而逐渐泛化。到2019年5月，美国以“实体清单”的形式，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管制，切断华为获取美国芯片设计软件、半导体设备等关键技术的渠道。此后，美国又陆续将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纳入“实体清单”，管制范围不断扩大，力度持续加强。
2020年，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产业的管控，要求使用美国技术或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等中国特定企业出口芯片时必须获得美国许可。此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院高墙”，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者”，不断强化对我相关产业供应链与技术的“精准脱钩”，倒逼国产自主。
黑色幽默的是，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提速，美国人自己守不住它自己所标榜的“精准对抗”，又开始泛化制裁。阿斯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早在2019年底，阿斯麦已经受到美国压力，停止向中国企业销售较为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短短四五年年时间，升级至上一代深紫外光刻机（DUV）也不放过。美国政府还亲自致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要求不得向中国公司提供14纳米以及更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阿斯麦洁净室内景图片来源：ASML
“小院高墙”搞到最后被打通成了“大宅门”，里屋坐着个边抽大烟边粗话连篇的老太爷，阿斯麦没几天就要在门口哭丧着年关难过，前几天还进言“出口禁令只会适得其反，与其遏制对手，不如专注创新”。可都被这老太爷当作耳旁风，或是想要亲他屁股的求饶。
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荒唐的场面，那些“行政不得干预市场”、“尊重企业家精神”、“学习西方契约精神”的嘴巴们，对国内一贯自诩狮子吼，对此却一律很安静。
安静得就像烤熟了的鹌鹑。
（四）组建联盟，跨国运作“打群架”
美国能管到荷兰的阿斯麦，得益于霸权支撑的跨国大网。由上文提到的系列法案，可以发现美国在“排除中国供应链”这个议题上，经历了从“单打”到“打群架”的过程，先是自己排除，再是以补贴诱惑大家选边站，再后面则是组建排他性联盟。
拜登政府任内，美国鼓吹“科技民主联盟”，从技术、规则、标准、供应链、市场、监管等多方面形成强大共识，合力围堵中国，除上文提到的“芯片四方联盟”，还在推动排除华为、中兴的“下一个G联盟”，并围绕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国际空间技术、能源矿产等领域狂撒胡椒面，搞出了美国半导体联盟、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跨大西洋人工智能联盟、全球电信联盟、联邦量子系统、矿产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等事实上的“产业排华联盟”。甚至还和印度都谈了一个“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为了建这堵墙，连恒河水都可以导流。
这不啻于对中国高新技术原有产业格局的一次精准爆破，根据当时的统计，我国需要但被美国出口管制的产品种类中，来自美国的约为12.79%、美国之外的约为87.21%。其中，前5名分别为日本、德国、我国台湾地区、韩国、意大利，占比超过一半，就这样被美国的各种联盟悉数覆盖。
此外，欧盟、英国、日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在诸如新疆“强迫劳动”、“人权问责”、调查转口贸易等领域与美国亦步亦趋，甚至还出台了部分法案，即使如今特朗普无差别挥舞关税大棒，但这些已有的设计，也为未来西方对华协同发难留下了制度性的隐患。
（五）煽动撤资，酝酿对华“资本脱钩”
本轮贸易战，特朗普政府是用《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强行征税，为此还闹出了美国的释法风波。但其实早在他第一任期内，已经多次威胁将借助该法，打击中国海外投资或勒令美国企业从中国撤资，并酝酿“资本脱钩”限制措施，试图通过金融手段对中国施压。
美国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外商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明确限制我国对美高精尖产业和领域投资并购的能力，定点清除中国一些知名企业在美存在。譬如，联邦通信委员会依据含混的“国家安全理由”粗暴发布命令，强行扼杀了中国电信企业在美国的存续，将其全面驱逐出境。
与之相配套的，就是美国针对我方组织和个人进行各类制裁，实施签证禁令、财产冻结和交易限制。同时，还收紧中国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在美学习工作的空间，妄图切断中国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渠道。
在煽动撤资这个议题上，美国还有两个新动向值得关注：其一是对外扩散拉帮结派，譬如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活动，以提供资金和技术为诱饵，要求中东投资者从中国撤资；其二则是对内施压，如去年11月，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阿博特下达行政指令，公然要求撤出与中国相关的投资。
这张记录了中美建交的经典照片就拍摄自得州，中国在美第一个总领馆也位于得州，却在2020年被美方以进行“颠覆活动”为由强行关闭，成为中美40余年外交关系变化的缩影。
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曾说：“对俄制裁取得巨大成功，这得益于我们使用了创新性方法。”而对待中国，他们也用了异曲同工的“创新性方法”，一张大网越铺越广、越勒越紧。
现有案例说明，光靠企业自己反击制裁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这套又繁芜又反动的制裁体系宛若一个黑洞，时不时就会拉出几张“黑名单”碰瓷，而我国企业一旦堕入其间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很巧，笔者的企业朋友里就有好几个打过类似官司的，笔者也和他们做过相关沟通，总结后的心得是：这既是一出“灯塔祛魅传”，又是北美版的“官场现形记”。
首先，美国在罗织罪名时，比“伊拉克洗衣粉”还要信手拈来。就以涉疆制裁为例，有些咱国内的老板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一个出洋的，怎么就让我入疆了呢？面对美国法院的传票，“白宫已经决定了”，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企业和新疆还有关系。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哪怕上了法庭依然不知道美国政府凭什么精确的证据指控自己和新疆有关，问就是“国家机密”，反倒要花大价钱大力气去掏腰包、请律师、提供全套证据，证明自己真不是“强迫劳动”，否则吃它一耙。用他们的原话是：“往那法庭一站，什么罪都感受到了，就是感受不到‘疑罪从无’。”
其次，在企业配合调查时，流程走得比美国审计史密斯专员还慢。本以为和美国政府在法庭上论战，是怎一个你来我往、高空搏鹰。没曾想节点放不完的鸽子，流程爬不完的乌龟，约定好的庭审流程说改就能改，法院也管不了政府。答辩说推迟就推迟，冷不丁抛出个谈判窗口，诱导企业不要敬酒专吃罚酒，由此又推迟了审理程序。不断制造预期，又不断管控预期。
最令人齿冷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引诱企业谈判所谓的“行政救济”来缓解制裁，并总有掮客在其中游走暗示这个渠道那个媒体的疏通，让企业加倍掏钱。一面却又和法院唱双簧，后者会以“可能申请行政救济”为由暂停诉讼程序。美国政府再稍微找个理由拖延谈判，便能让企业两头踏空。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由于投资仲裁的信息成本高昂，中国跨国公司对此兴趣不冷不热，只有大约30%的中国投资者会考虑与美国政府仲裁争议，付诸实施的会更少。
此时就会有人出来老生常谈，教育中国企业家与国际接轨，学会讲美国政府听得懂的话。但说实话，中国的跨国企业家凡位居细分领域龙头者，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最会算账、最会总结、最善于脚踏实地反思的一群。他们非但不需要教师爷，反而比这些书斋里的教师爷更适合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
第三，在法庭攻防阶段，美方提供的所谓证据，比公开的肯尼迪遇刺档案还黑。美国政府提供制裁依据会做成两个版本：一是供包括被制裁公司在内所有人看的“公开版本”，绝大部分实质内容均被遮挡；二是仅向律师提供的“机密版本”，内容略多于公开版本，但大部分仍被遮挡，就这样还要求律师“只准看，不准说”，严禁将内容披露给被制裁公司。
更有甚者，美国政府继续秉承“问就是国家机密”的原则，也不给出将行政记录内容进行遮挡的精确理由，导致法院也根本无法确定涂黑的内容是否构成真正的机密信息，只能加大力度要求被制裁企业自证清白。可怜中国企业就在美国政府和法院“一个敢黑、一个敢审”的迷雾中艰难摸索，顺便体验了“三权分立”有多么地“扇拳疯厉”。
这样审下来的结果就是，法院的断案能比贾雨村的葫芦案还糊。譬如上文提到的不去美国不知道自己涉疆的企业，去法院申请初步禁令，用于暂停将自己放入涉疆清单的行政命令。就这么一件事情，可以扯皮好几年，等到判决的时候，推向荒诞的高潮。
法院表示自己能不能给这个等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初步禁令”，基于四个标准：（1）企业胜诉的可能性；（2）若不授予禁令，企业是否会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3）比较美国政府和企业因授予禁令与否，各自遭受的损失；（4）发布禁令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这四条标准，啥都考虑到了，就是考虑不到真相是什么？就是考虑不到美国政府的指控到底是不是事实？
更荒唐的还在后面，当法庭判决不支持企业申请初步禁令的主张时，还给出了补充说明：
一方面，承认美国政府的证据“不够充分”，但是指出在判决前美国政府补充了“线人”指控，因此“提供了解释”。至于这个线人姓甚名谁、在何处高就，不好意思，无可奉告。
另一方面，法院认为，涉诉企业所提供的损失测算，只是“未经证实的估算”，并未附有财务报表或其他独立证据来证明这些损失的严重性，不足以证明其将会遭受实质性的财务损害。
这时候的美国法院，根本不是一个探寻真相、维护公正的机构，倒像是一个随机把手放在秤砣对面、强行展现平衡的奸商。而奸商还不只是美国法院，从律师团队的选择、到行政仲裁的疏通、以及形形色色的“场外沟通”。本来美国最花钱的项目之一就是打官司，和美国政府打官司，自然更贵，还保证能把钱花到与真相没关系的地方。
这个黑箱是缺乏统计数据的，却因为美国党争给我们揭开了冰山一角。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大打贸易战时，申请豁免的游说公司及其员工如果是为共和党提供政治捐款的，更可能获得批准。其中向共和党提供了大额捐款的公司游说，通过豁免的概率比向民主党提供捐款的高出2/3。
K街是华盛顿特区中心最重要的街道之一，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等。
那么，只有共和党执政时候是这样吗？
这就是当前美国向我们的企业施加非关税制裁的乱象。这就是当前我们的企业在美国法庭亲身经历的近况。美国法制和公正的画皮正在飞速被戳破，但它越是青面獠牙，越不该让我们的企业去独自面对这样的制裁。
需要站在全局性高度部署对美制裁的反制，战略机遇期是打出来的
通过上文的盘点，相信读者朋友们已经能够看到美国如今对中国产业的打压，用“绞杀”形容毫不为过，关税只是浮于表面的策略。我国如今已经领受着前所未有的制裁，诸多非关税制裁形成了“广、多、重”的特点。
所谓“广”，是制裁范围较广，电子信息、船舶、航天航空、核、卫星、电子科技、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无人设施等前沿科技领域无一不被打击，从西方盟国到第三世界国家也时不时会被勒令参与。
所谓“多”，是制裁手段层出不穷，平均每3天就出台一项制裁措施，20年间暴涨9倍多，罚款、加税、限制、切断、禁令、羁押等手段屡见不鲜。
所谓“重”，则是制裁压力加大，美国依托自己的霸权，在越来越广的范围、采取越来越多的手段，对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重。而且事实上缺乏供中国企业申诉的空间，美国法院对其政府的施暴给不了多少约束，很多时候还是纵容。
根据美国研究机构整理的案例统计，单独贸易制裁的成功率仅为25%，单独金融制裁是36%，但金融制裁联合贸易制裁的成功率能达到40%，如果在短期内迅猛地实施制裁，效果更佳。
近些年美国政府的出招，显然是吸取了这样的“大数据分析”，中国是在用自己的体量和规模效对冲美国的压力，且因为成功地应对，更多、更快、更猛的火力会向中国袭来。这背后则是中国正常的发展权与美国霸权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将是双方必然的结构性矛盾，对此无须讳言，也必须早做应对。
更有甚者，近年来中国的发展引发了霸权主义者们更刻骨的仇视，导致泄愤式的随机制裁更是层出不穷。如两年前所谓的“流浪气球”飞越美国事件后，搞不定一只气球的丢人现眼后，美国商务部一口气将6家与飞艇、气球相关的中国机构，以“涉嫌支持中国军事航空航天项目”的理由，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再比如今年1月，在明知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将腾讯、宁德时代等多家中国企业纳入美国“中国军事企业清单”。
在特朗普颜面扫尽的第一波对等关税战后，面对自身财政与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也很可能加码非关税制裁，并且更容易得到跨党派的支持。就在本月5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又召集一批由学界、产业界的所谓“专家组”，谋划“阻止中国主导供应链”。后者一面反对征收关税，一面“建言”应采取“全面、结构性的”措施来“阻止中国成为关键供应链的一部分”。
而且，无论从正反两方面来说，当前都是我们去聚焦反制美国制裁的有利时机。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复盘过特朗普政府当前的内外交困，矛盾可能将提前激化，即使已经经过中美元首通话和新一轮贸易谈判，但仍不排除其为了转嫁国内矛盾进而“暴走”的可能。
当前时点有一个相当特殊的情况，就是在特朗普颠三倒四操作引发美国股债汇三杀、产业和金融同时陷入危机，美国国债的风险敞口也正在暴露，数万亿美元巨资正在离开美元资产，转投欧洲和亚洲资产。当此之时，不能排除美国会狗急跳墙，在热点区域策划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迅速抬高非美区域的风险溢价，驱赶资金“回巢”。反制非关税制裁，也有利于增厚我们应对突发情况的安全垫，对冲黑天鹅风险。
即使真当特朗普政府转性了，为了谋求喘息之机以及顺利实现访华，暂时不会挑事，反而是我们利用这种心态，迫使其在这方面进行松绑的窗口期。而且可想而知，这样的让步会刺激在野党的反弹，促使美国陷入更为剧烈的党争，从而干扰其形成合力。
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将目标提高，不只要应对话题，也要引领话题；不只满足于对方不再向我进攻，而要发起反攻，把对方这十年侵占我们的阵地给争夺回来，把对方这十年颠倒过的黑白摆正回来。
不要觉得这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方从来不是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人，立好了我们的规矩，才有利于发展更为健康的中美关系；帮扶了我们自己的企业和产业，才有助于推动“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去构建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而且，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对美非关税制裁的反制，也脱离了“被动应战”范畴，进入了更高层次的有所作为，其中涵盖了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链、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技术标准和规则的设定、以及向对象国从技术到产业和泛宏观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培育，它已经不单是对要素流通的把控，更是一种权力和规则塑造。
大争之世，重构之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些战略机遇往往会以挑战的形式出现。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全面应对美国套在我们脖子上的这连环枷锁，也期待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我希望我们能够尽早从顶层设计上，规划我们全面的反制裁体系，完善《反外国制裁法》，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去搜集、归纳我国企业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设计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做好协同应对的预案设计和工具箱建设。
我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上，理直气壮地向美方提出撤销非关税制裁的动议，并且打磨我们的矿产管制、进口商品替代、反倾销反歧视调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措施的应用，让它们和今天稀土的反制一样拥有效力。
我希望我们能强化对那些隐藏在美国政府公文中的“线人”的甄别力度，坚决打掉其中的“带路党”。尤其是对于那些靠游说美国政府来打击我国企业的，更是要强化“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应用。别说他们有他们的被逼无奈，我们有我们的企业要爱。
我更希望并坚信，祖国不仅有作战的能力，还有建设的能力，尤其擅长“边打边建”，我们一定能够通过经济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通过支持产业“走出去”、扩大市场份额、深入标准设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时，为我国的反制制裁霸凌创造可持续的条件。
我们正身处于转折点，打掉霸权主义强加的制裁，也是转折点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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